朴善英于2026年10月8日刊发的专栏探讨了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并指出仅靠家庭努力难以应对,呼吁在国家层面开展监管和政策讨论。专栏以法国学校供餐逐步禁酒的案例,作比说明智能手机问题。同时,专栏列出了青少年自杀率、自伤及自杀未遂,以及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增幅,但正文没有提供这些数据的来源或计算标准。

专栏所列增幅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仅凭这些数据本身,无法证明智能手机使用导致了心理健康问题。

背景与语境

专栏称,法国小学供餐中直到1956年仍有红葡萄酒。专栏接着写道,当时的总理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于1956年禁止向14岁以下学生提供含酒精饮料;而14至18岁的学生,直到弗朗索瓦·密特朗就任总统后的1981年,才开始享用不含酒精饮料的学校供餐。专栏借此说明,一种曾经被视为理所当然或有益的做法,随着时间推移,也可能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的角度得到不同评价。

专栏称,智能手机于2009年在韩国上市,并说当时刚办过周岁宴的孩子如今已经读高三。通过这一时间跨度,专栏强调智能手机已深深融入青少年的成长过程。不过,法国学校供餐中的饮酒与当今的智能手机使用是不同的问题,因此这一历史类比并不能从科学上证明智能手机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专栏列出的数据称,青少年自杀率在10年间上升了104.7%,自伤及自杀未遂增加了553.1%。专栏还写道,抑郁症患者在5年间增加了55.6%,焦虑障碍增加了42.2%。然而,专栏没有说明这四项数据各自依据什么资料,也未说明所比较的年份和年龄范围。自伤及自杀未遂、焦虑障碍的增幅对应的时间段也没有明确写出。

这则消息意味着什么

与其说专栏断言智能手机已被证实是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成因,不如说它是在呼吁:不要把严重问题留给各个家庭自行管控,而应讨论公共层面的应对措施。朴善英提到了智能手机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明确证实这一反驳意见,但她认为家庭层面的监管尝试已经失败,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和政策在国家层面采取应对措施。这是专栏的观点;原文没有提出具体的监管方案或其效果。

受影响的可能不仅是青少年和家庭,也包括学校以及负责制定政策的机构。如果讨论监管,就不仅要考虑限制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的问题,还要一并考虑限制之后如何满足他们沟通、参与和娱乐的需求。事实上,专栏强调,还应讨论如何填补收走智能手机后留下的空缺。因此,争议可能不只关乎是否禁用,还包括对哪些人适用什么标准,以及如何检验由此产生的结果。

例如,如果学校或政策制定部门考虑在特定环境中减少智能手机使用,可以同时考察这项措施对青少年沟通和参与的影响,以及心理健康指标的变化。这只是可能的评估方式示例,并不意味着专栏提出了具体的试点项目或评估计划。专栏写道,多个国家已经开始实施监管,但没有说明是哪些国家,也没有指出它们实施了什么监管措施。

已确认的事实与尚不清楚之处

已确认的事实

  • 朴善英的专栏发表于2026年10月8日。
  • 专栏称,法国于1956年禁止在学校供餐中向14岁以下学生提供含酒精饮料;14至18岁的学生直到1981年才开始享用不含酒精饮料的学校供餐。
  • 专栏列出的数据包括:青少年自杀率在10年间上升104.7%,自伤及自杀未遂增加553.1%,抑郁症患者在5年间增加55.6%,焦虑障碍增加42.2%。
  • 朴善英介绍了智能手机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尚未得到明确证实这一反驳意见,并主张采取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

尚不清楚之处

  • 所列心理健康数据的来源、计算标准、比较年份和年龄群体是什么?
  • 自伤及自杀未遂、焦虑障碍的增幅分别比较了哪个时间段?
  • 有哪些具体研究证据支持智能手机使用会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因果影响?
  • 专栏提到的已实施监管的国家是哪些,实际监管内容是什么?
  • 如果采取国家层面的应对措施,限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又将如何补足青少年的沟通、参与和娱乐需求?

读者可以留意

  • 看到数据时,有必要确认其来源、比较年份、年龄范围以及增幅的分母。把标准不同的数据放在一起,可能会误解变化所代表的意义。
  • 对于智能手机使用与心理健康问题之间联系的说法,应区分两者同时增加与因果关系。专栏本身也介绍了因果关系尚未得到明确证实这一反驳意见。
  • 如果监管讨论逐渐具体化,除了限制对象和方式,还值得关注如何在限制之后保障青少年的沟通、参与和娱乐,以及如何评估政策效果。